4月14日，山東省濟寧市公園一角，老人們圍坐在一起下棋。

4月16日，孔軍的幼兒園，老人看著孩子表演節目。

4月14日，于波的養老服務中心，老人做八段錦。

4月16日，孔軍的幼兒園，老人看著孩子們做操。

　　24歲的幼兒園教師周鑫沒想到，剛畢業3年，工作就從領著孩子做拍手操，變成領著老人做八段錦。

　　在山東省濟寧市，她供職的教育集團去年以來關閉了3家幼兒園，目前仍在運營的幼兒園大多縮減了班額。與此同時，集團開始向“人生的另一頭”謀求生路，周鑫留在了新開設的養老中心。

　　周鑫的老板于波開幼兒園開了20多年，做出轉型的決定并不容易。他計算過，招生情況不理想，今年暑期后，大班的孩子一畢業，旗下幼兒園有大約40名教師面臨失業風險。

　　“有一個孩子報名，全園就想放鞭炮”

　　與幼兒園普遍建在城市新區不同，于波的養老服務中心選址在老城區，位于某小區居民樓的一層，門面朝街，門內是大片開放的活動場地。“坐灸儀”取代了普通的座椅，讓老人邊打牌邊做艾灸。店內播放網絡熱門歌曲，周鑫回憶，一開始播的是古典輕音樂，應老人們要求才改的。

　　這里主要提供日間康養和休閑服務，做理療、打乒乓球、上手工課等，服務對象是60-75歲之間的“活力老人”。

　　包括周鑫在內，不少幼兒園教師甚至園長都參加了養老中心的前期宣傳，其中一些定期給老人上手工課。眼下老年人會員不多，老師絕大多數返回幼兒園工作，只有周鑫留在養老中心。

　　她回憶，2017年“全面二孩”政策剛施行，“學前教育”是“熱門專業”。等她2020年畢業時，同學有轉行做網絡主播的，有開麻辣燙店的。周鑫還是到幼兒園工作了，那時她并不負責招生宣傳。兩年后，她周末要加班進小區做“地推”。

　　在幼教行業工作了20多年的園長楊娟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20年前，第一批民辦幼兒園剛興起，進不了公立園的孩子紛紛涌入私立園，有些家長整晚排隊報名。而現在，“有一個孩子報名，全園就想放鞭炮”。

　　楊娟回憶，過去有家長在備孕時就交幼兒園報名費，如今，被一些“跑路”的民辦幼兒園嚇到，家長很警惕，往往開學前一個月才交費。

　　在“園多孩子少”的情況下，家長變得更挑剔了。為了“卷”過其他民辦幼兒園，楊娟和同事會在周末開設家長入園體驗活動，安排品餐、送小禮物，還要同步短視頻宣傳，到方圓1公里外的小區、公園、廣場做“地推”。除了拼服務，還要打“價格戰”，有幼兒園承諾“一次性交費3年打5折”。

　　人力成本也在被壓縮。一位濟寧市民辦幼兒園的教師告訴記者，每個月工資在3000元左右，工資構成中“班級定額”這一項績效與往年相比近乎“折半”。

　　很多教師面臨被辭退的風險，令于波擔憂的是，幼教團隊中，不少人工齡10年以上，年齡在40-50歲之間，失業后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

　　于波嘗試過“自救”。新冠疫情期間，為了支付房租和員工工資，他做早點、賣團餐，在家長群推廣接單，讓教師做臨時外賣員，只堅持了半年，還賠了10多萬元。疫情后，他發現出生率沒有回升，老齡人口反倒逐年上升，下定決心轉型養老服務。

　　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達到1978年以來的新低。據教育部和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23年在園幼兒較前一年減少近535萬人，幼兒園減少1.48萬所。周鑫所在的山東省濟寧市，一家家民辦幼兒園被饅頭鋪、火鍋店等商鋪取代。環城西路附近的“幼兒園一條街”上，一些幼兒園已經暫停招生，地圖上顯示為“疑似關停”。

　　在一所省級示范園內，墻上仍有兒童畫，樓梯扶手被孩子的小手磨得發亮，40多張小木床閑置在教室的角落。一共三層樓，每層都有近一半教室被改成圖書室、烘焙坊、手工坊。

　　與之相對應的，則是老年服務行業熱度的持續增長。在人口位居全國第三的山東省，2020年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20.9%，高出全國水平2.2個百分點。在濟寧市最大的城區任城區，民政局養老科工作人員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近一兩年不少人前來咨詢養老機構的建設補助，目前區內設有30多家養老機構，新開不滿1年的約占1/3。

　　老城區的老年活動場地不夠充足。在于波開設的養老中心3公里外的某老舊小區，記者偶遇3位年近80歲的退休工人。他們說，小區的臨街廣場正被隨處停放的私家車“蠶食”，夏天更是“一點風都不透”。廣場上有五六個凳子，“來晚了都坐不上”。他們退休金不到3000元，消費能力有限，只能依靠普惠性的社區養老服務設施。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2020年發布的《濟寧市城鎮居住區配套養老服務設施的建設、移交與管理辦法》中要求，凡新建城鎮居住區按每百戶不少于30平方米的標準配套建設社區養老服務用房，每處建筑面積不得少于200平方米，并具有獨立產權。

　　濟寧市任城區南苑街道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2014年后拿地建設的新小區大多配套了養老用房，而一些老舊小區則四處“借”地方。社區支部書記會與開發商協商、與其他事企單位聯建共建，或者把社區辦公用房改為一樓老年活動、二樓托育的“老幼共養”場所，免費提供空間，委托第三方機構運營。

　　這位工作人員坦陳，自己也面臨“一老一小”壓力。孩子剛5歲，平時由婆婆接送，但公公在農村老家，婆婆一到周末就想回去。“有時候我也會自責，我好像束縛住了老人。”她認為如果社會能完善托育和老年服務，照顧好家庭中最重要的“兩頭”，也能減輕中年人的心理和生活負擔，“其實都是互通的，一層連著一層”。

　　“陀螺”慢下來，在老人淡出社會時“接住”他們

　　在幼兒園工作時，周鑫覺得自己像個陀螺，時刻圍著孩子跑來跑去，很少坐著。白天，家長會通過實時監控，對老師提出意見；晚上家長也會在群里不斷“@”她，直到晚上10點前，她都保持著“神經緊繃”。

　　從事老年服務后，她的工作節奏變得緩慢，端水、提鞋、陪老人打牌、當“聊天搭子”。一開始她以為會“不適應”，沒想到有些老人更“不自在”。

　　“我給人付出慣了，誰給我付出我就覺得很受不了，煩得慌。”80歲的王姨說。老伴兒走得早，她輾轉于幾個兒子的家，把他們的孩子挨個兒拉扯大。

　　會員是兒子給辦的，他們希望母親能多休息。但她總把時間表塞得很滿：去城郊的市場買花、澆花、買菜、給孫女做飯……她不看電視，怕影響孩子學習，傍晚才和幾個朋友到路口的工商銀行門前，坐著嘮嗑，直到禁不住涼意才回去。

　　有次周鑫給王姨擦腳，王姨患有靜脈曲張，蒼白的小腿皮膚下隆起紫紅色的血管。沒擦幾下，王姨就直擺手，嘴里念叨著“好了好了”。周鑫還想給她穿襪子，被她呵斥，“你坐那兒別動”。

　　許多老人不知如何消磨大把的時間，白天可以用忙碌遮掩過去，夜晚卻總是難熬。跟記者說話，王姨時不時掏出皺巴巴的紙巾抹一下嘴，不斷抱怨少得可憐的睡眠。突然電話響起，兒子讓她幫忙收拾孫子忘記扔掉的外賣盒，她像是找回了精神頭，沒聊兩句就離開了。

　　很多老人都“有任務在身”，跑進跑出，在接送孫輩、回家做飯的間隙來養老中心打一場球，或者做30分鐘艾灸。有人心臟里有幾個“橋”、腰骨折過，還是會來打乒乓球，常常超過醫囑限定的時間。

　　真正的�？�，是那些孫輩已經長大、不再忙碌的老人。76歲的展姨住在隔壁樓棟，幾乎每天第一個來到養老中心。

　　4年前，展姨的老伴去世，孫女們去外地上大學。在來養老中心之前，她很少出門，因為從農村來，口音重、不識字，和城里的退休老人說不上話。她住在兒子家，兒子經常出差，她和兒媳婦也很少說話。

　　展姨性格好強，年輕時是家里的“頂梁柱”，衰老讓她意識到自己越來越脆弱。她頸椎不好，脖子上總是圍著手帕。膝蓋怕冷，夏天不能穿裙子，冬天要在褲子上多縫一塊布。她為了不帶有“老年味”，總會把衣服用肥皂來回搓好幾遍。

　　周鑫回憶，展姨剛來的時候，身材浮腫，臉色暗沉，經常失眠、掉發，腸胃也差。在這里，她認識了不少喜歡打牌的“姐妹”，耗在店里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周鑫笑稱她“比上班還準時”，總會故意讓展姨贏牌。一次打牌時，展姨笑嘻嘻地說，“有事干，時間就覺不出長了”。

　　周鑫覺得，在幼兒園時，她的角色更多的是讓孩子“懂規矩”，為他們進入更大的世界做好準備。而在養老中心，她變成了提供情感陪伴的“家人”，要在老人淡出社會的時候接住他們，“更多是包容和理解老人一路走來的艱辛和不易”。

　　一位曾經在養老中心教剪紙的幼兒教師說，過去教孩子剪，讓人有成就感的是孩子的作品。教老人，更加珍貴的則是看到他們之間的互動過程，“老人也需要集體，伙伴越多，他們的生活就越充實”。

　　“一開始是幼兒園維持著養老院，現在是養老院維持著幼兒園”

　　失能老人當然也有與世界保持連接的需求。

　　同樣是在濟寧市，2020年，孔軍在自己開設的幼兒園旁擴建了一所養老院。兩家機構一墻之隔，共用一個院子，養老院內的電梯直達幼兒園，電梯門一開，就是另一個貼滿卡通人物的、彩色的世界�？总娤Ｍ�增強老人和孩子之間的互動，組織他們一起活動，讓孩子給老人讀故事，讓老人給孩子當觀眾。

　　和于波相似，孔軍也是不得不在壓力下轉型，“一開始是幼兒園維持著養老院，現在是養老院維持著幼兒園”。2015年至今，他開了4家幼兒園，最多的時候一年凈利潤200多萬元，“新冠疫情期間賠光了，還貸了600多萬（元）”。去年暑期，幼兒園大班畢業，“全園700多個孩子瞬間減少到200多個”，養老院的收入則很穩定。

　　為了實現幼兒園向養老院過渡，今年2月，孔軍又新開了一家“老幼融合”機構，以養老院為主體、輔以托育和幼兒園，一層是辦公室和幼兒教室，四層是養老院的房間，二層和三層對半分開，“朝陽”和“夕陽”只隔著一扇門。

　　在絕大多數時間里，這扇門是緊閉著的。即使共用一棟建筑，養老院和幼兒園的大門也是分開設立。一些家長出于對幼兒人身安全的考慮，對孩子和陌生老人在無人監管情況下頻繁接觸比較警惕。

　　一位教師對記者說，聞慣了孩子身上的“奶香味兒”，去隔壁養老院時，印象最深的是消毒水味兒。

　　去年重陽節，教師們把孩子領到養老院，和老人一起做游戲、給圖畫涂色。老人的工作好做，只需把他們抱到輪椅上，推出房間。難點在于獲得孩子家長的同意，老師們事先溝通，反復確認流程細節。

　　更多情況下，老人和孩子之間的互動保持著至少3米的距離。記者旁觀了其中一場活動，孩子排成一排表演手指操，稚拙地揮舞小手，有的老人試圖跟著音樂拍手，雖然跟不上節拍。一位76歲、坐在輪椅上的老人，投入地看著表演，輪椅隨身體晃動往前移了一截。

　　只是微笑和拍手，就耗盡了這些老人原本不多的精力。一位老人一回房間就躺倒在床上，因為背痛不愿再坐起來，“身上像刀割一樣”。

　　在其他時間，老人們多是透過細細的防護欄桿，看孩子們在院子里嬉戲。兩位老人坐在走廊的窗邊，窗戶開著，微風混著嬉鬧聲吹進來。“會冷的”，護工說著走過來，把窗戶關上了。老人張了張嘴，沒發出聲音。

　　79歲的鄭姨有時候會站在窗邊，跟著幼兒園早操的音樂拍拍手。她是新院區為數不多意識清醒的老人，她向記者感嘆，“現在的小孩比從前俊多了”。

　　她1個月前剛住進來，還不太習慣，在家睡懶覺，賴床刷手機，在這里7點就要吃早飯。在家她只吃兩頓飯，在這里要吃三頓，最后一頓下午4點多就吃，吃完就等著睡覺。

　　她老伴走得早，她把孫輩帶大后，一直獨居。3年前，她腰椎間盤突出合并椎管狹窄，家人覺得沒必要做手術，說“這么大歲數能活多久”。一開始她還能自己做飯，后來腰越來越疼，只能叫護工上門，一天做一頓，晚上就熱剩飯吃。護工費用一小時70元，不包括洗衣服和打掃衛生，衣服只能周末女兒來幫忙洗。沒過多久，她還是住進了養老院。

　　其實，鄭姨更愿意在家養老，但覺得子孫早已長大，自己“沒什么用”。

　　“女性若能做做家務、帶帶孩子尚且還有點用處，一無是處的老太婆在家里便成了多余的。此外，女性一直扮演著照顧他人的角色，當反過來需要別人照顧的時候，會覺得臉上無光、根本無顏面留在家里。”日本學者上野千鶴子在《一個人最后的旅程》中寫道。

　　她在書中提到，推行居家養老的困境在于，在如今的家庭結構中，家人不再是照護資源。居家養老不是把老人“送回家人那里”，而是“送回沒有人的家里”。

　　根據《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調查報告（2018）》，我國僅有5.4%的失能老人可以在家中獲得來自醫療護理機構、養老機構、家政服務機構以及其他個人提供的照料。有學者做過測算，中國長護理費用2030年將突破1萬億元。

　　27歲的解明珍在孔軍開設的幼兒園當過6年教師，現在管理養老院的行政業務。她沒怎么接觸過失能老人，“一開始也害怕”。與照顧孩子不同，照顧失能老人更需要耐心。有次院里給一位有認知障礙的老人收拾換季的衣服，老人以為衣服被偷了，院里就讓護工把衣服拿出來、攤開、再疊好、放到另一個房間，重復做了3天，老人才形成記憶。

　　漸漸地，解明珍放下防備。有老人每次見她都會說，“你每天都來看看我吧”，過了一會兒見到她又會重復，“謝謝你，你每天都過來看看我吧”。周末解明珍會帶自己3歲半的孩子到樓上的養老區，孩子和老人學會了比手影，一大一小兩只兔子在墻上一前一后跑著。那位有認知障礙的老人短暫恢復清醒，咧開嘴笑了，喃喃地說，“我想抱抱你”。

　　在許多家庭中，老年人的需求總排在孩子之后。一位40歲出頭的老人家屬是通過幼兒園得知于波的新業務，她告訴記者，自己每天“兩頭跑”，送“二孩”去于波的幼兒園，再送母親來于波的養老中心。她有點慚愧，“我們對父母只拿出十分之一的精力，對孩子卻是百分之百”。

　　下一步，于波計劃把旗下一家幼兒園內閑置的樓房改成養老服務中心，讓老幼共享食堂。“孩子和老人吃得差不多，都是碎、爛、軟、少油少鹽。”來送孫輩的老人可以就近娛樂、上課，不用著急跑回家做飯，晚上再接了孫輩一起回家。

　　目前，他的養老中心還沒有盈利，店鋪會員平均每日支付3元，無法覆蓋理療材料、人力、房租和水電費等成本。但于波有耐心等待，“我們現在就是讓老人們知道我們在做什么，我們在等這個市場”。

　　他認為，隨著第一代“嬰兒潮”時期出生的60后老人退休，中高端養老市場潛力很大。60后的消費觀念與50后不同，他們的知識文化水平更高、孩子是獨生子女，對生活品質的要求也更高。

　　他回憶，自己最初開幼兒園時，第四年才收支平衡，花了五六年才形成規模。他給轉型設定了3年周期，希望助力幼師團隊再就業、增加幼兒園的附加值——比如幼兒入托報名，贈送老年食堂飯卡、居家養老上門服務。

　　“幼兒園只能服務孩子3年，但養老能服務老人幾十年。我們將會陪著他們慢慢變老。”于波說。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焦晶嫻文并攝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