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劉言
專門學校是對罪錯未成年人進行干預矯治的重要一環。刑法修正案（十一）、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簡稱“預防法”）規定，對實施刑法規定的行為、因不滿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不予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經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評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門會同公安機關可以決定對其進行專門矯治教育。
預防法規定，省級人民政府應當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至少確定一所專門學校按照分校區、分班級等方式設置專門場所，進行專門矯治教育。現實情況是，2021年以來，我國專門學校雖然有了一定發展，但是分布不均衡，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調研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5月，全國共有專門學校110余所，有9個省份尚無1所專門學校，貴州省有30余所專門學校，每個州市都有。
日前，多名專門學校校長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專門矯治教育落地實施存在多方面困難。
“把扣歪的第一粒扣子重新扣好”
“專門教育的發展曾長期受制于‘稱謂的負效應’。”中國教育學會專門教育分會理事長王春生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自1993年起，他擔任山西省太原市唯一一所專門學校——太原市明德學校的校長，直至2020年卸任。
2005年以前，這所學校的名字還是太原市工讀學校。“工讀”二字意為半天勞動、半天學習政治理論和文化課。自創辦之初，工讀學校的招生就一直由公安部門負責，采取強制入學的方式招收學生。改革開放后，各地專門學校的招生依舊采取半強制方式。隨著1986年義務教育法實施，工讀學校成為依法承擔義務教育的學校，招生渠道由公安機關轉移到教育部門。
1999年實施的預防法，規定了工讀學校入學“要由父母、監護人或原所在學校提出申請”，被業界稱為“三自愿”原則。事實上，在家長不同意的情況下，學校很難將學生送入工讀學校。
“工讀學校有被污名化和標簽化的問題，很多家長接受不了，辦學認可度不高，不愿意把孩子送過來，一些地方的工讀學校甚至無生可招。”王春生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隨著強制入學程序的喪失，工讀學校步入了發展的“寒冬”，學生數量一度銳減，截至2005年，全國范圍內的工讀學校僅存77所。
現行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以下簡稱“未保法”）和預防法均將工讀學校改稱為專門學校。一些學校也將校名中的“工讀”去掉，改用“育華”“新穗”“曙光”等。
但“工讀”留下的陰影仍然籠罩在專門學校頭上。中部某省會專門學校校長孫強（化名）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很長一段時間內，專門學校在家長的認知中，與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畫等號”。對于出現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部分家長寧愿選擇價格高昂且無辦學資質的“訓練營”“矯正營”“某書院”，也不愿意送入專門學校。孫強說，專門學校目前是按照生均經費接受財政撥款，招生難的問題一度制約了專門學校的發展。
為了吸引生源，一些專門學校開始改革辦學模式，在德育課、法治課、文化課的基礎上，增加特色的體育、舞蹈、美術等課程，有的學校還開辦了特色的職業教育，以此增加招生的吸引力。
“很多出問題的孩子是生理發育快、心理發育滯后，在普通學校學習成績不好、遭受批評后有些破罐子破摔，特別是在青春期，很容易被社會上的一些人帶偏了。”王春生說。他任校長期間，學校開設了特色的拳擊和舞蹈課程，吸引了不少學生。
“專門學校承擔著使問題未成年人真正成為一個健全的社會人的過程。”孫強說，“把他扣歪的第一粒扣子重新扣好。”
幫助基層執法機關解決“上午放，下午抓”
現行預防法從2021年6月1日起實施后，專門學校迎來了基層執法機關對打擊未成年人犯罪的現實需求。
孫強是該省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的成員，他介紹，省里一所專門學校為了滿足基層執法部門的需求，已于2024年進行了封閉化改造，不再接收按“三自愿”原則送來的“家送生”，只接收違法犯罪的“警送生”。
孫強曾應邀到該省一個地級市講解專門教育，當地治安大隊隊長向他透露，由于沒有專門學校，當地2023年第一季度打擊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有480人次，其中重復違法犯罪10次以上的有十幾人，最多的一個達30次，常常“上午放，下午抓”。
預防法規定專門矯治教育采用閉環管理，為了避免不良行為程度不同的未成年人間“交叉感染”，一些地區的專門學校開始探索“一校兩區”的辦學模式，將他們隔離開來。
2021年年底，湖南省長沙市新城學校開始了“嚴管區”建設，主要用于接收已滿12周歲不滿18周歲、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以及因年齡原因不予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和檢察機關決定相對不起訴、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人。
新城學校是長沙市唯一一所公辦的專門學校，原來由長沙市司法局管理，2019年年底轉隸至長沙市教育局。以往接收的基本上是“家送生”，已累計教育轉化4000余人。
“嚴管區”則實行全封閉的管理。2023年5月，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曾進入該校“嚴管區”探訪。長沙市公安局派駐的11名駐校干警，一部分負責外圍治安管理，另一部分進班進行法治教育和矯治。學校根據“警送生”的不同年齡和學段，開齊初中義務教育所有課程，還開設心理、法治、國學教育、武術、插花、手工制作等20余門校本課程。教師、教官對學生進行全方位管理，學生每天遵規守紀、學習教育、文明禮儀、勞動衛生、隊列訓練等方面的表現，均被記錄在案，作為評估其矯治時間增減的依據。
未保法、預防法修訂實施后，長沙市設立了15部門組成的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2022年2月組成了專門教育評估專家委員會。“評估專家由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司法局、教育局、團市委和專門學校7個部門的100多人組成，每次接到公安機關提交的評估需求后，由評估團中抽出至少來自3個部門的5名專家合議，決定問題未成年人接受矯治教育的時長，到期之前，由評估團根據在校表現，決定是否需要延長。”新城學校黨總支書記瞿林介紹。
長沙市公安局2023年7月給長沙市人大代表的公開回復中透露，歷年來，該地區85%以上的“兩盜”（盜竊車內財物、盜竊門店財物）案件的作案人為未成年人，2023年上半年，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274人被送進了專門學校，該市街面“兩盜”案件數量同比、環比均有明顯下降，案件多發勢頭得到有效遏制。
“專門矯治教育必須有教育的屬性”
預防法規定，縣級以上地方政府要成立由教育、民政、財政、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公安、司法行政、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共產主義青年團、婦女聯合會、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專門學校等單位，律師、社會工作者等人員組成的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研究確定專門學校教學、管理等相關工作。
此外，對未成年人適用專門矯治教育也需要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評估同意后，由教育行政部門會同公安機關進行決定。“但是，不少地方至今尚未成立這一委員會，制約了專門學校的發展。一些地區即使成立了，涉及十幾個部門，誰來召集開會、多久評估一次都是問題。”王春生說。
“有時候未成年人案發被公安機關抓獲了，但是這一陣，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沒有開會評估，只能先放回去，等評估后，決定收進來，再去找他時，很可能又犯案了。”一位專門學校駐校民警向記者介紹。
一些地區的實踐中，評估程序被人為簡化，常常由公安機關根據案件的社會危害性大小，判斷他們進入專門學校教育矯治的時長，“指導委員會成員較多，組織起來開會太麻煩。”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一所專門學校的教師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管理專門矯治教育的學生難度更大，教師付出多，難出成果，所以部分學校也有抵觸情緒。”王春生表示，“專門學校的教師社會認可度比較低，自己的專業發展不了，很多教師看不到職業發展的前景。”
專門學校的師資來源也是一大難題，目前，我國的普通高等學校沒有設置專門教育這一專業，專門學校往往只能從學科教育的畢業生中招聘。孫強曾通過人才引進方式，為學校引進了某部屬師范高校的研究生，“面試、試講都沒問題，邀請她來見習幾天，結果‘壓不住’學生，看到學生比較厲害就不敢講話了。”
在缺乏專業師資和課程建設的情況下，部分新成立的以專門矯治教育為主要方向的專門學校，“有的每天只有軍事訓練，不像學校，像是臨時的關押場所。專門矯治教育有司法屬性，但也必須有教育的屬性，不然‘救人一陣子，毀人一輩子’，要讓他能夠完成再社會化。”王春生表示。
“目前專門教育最大的問題就是個性化的東西太少。”在他心目中，好的專門教育應該像看病一樣，因人施治，幫助這些特殊的未成年人找到問題根源、開出具體藥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