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約一個小時的休息，郭剛堂接受了海報新聞的專訪，詳細講述了庭審的相關細節。

郭剛堂說，其實開庭前的這些天，他就一直睡不好也吃不好，但是在家里總是會盡量保持笑著的狀態。“我覺得我能夠控制得住，但是在庭審現場，心里還是波動很大，還是壓不住那股火。尤其是其中一名被告呼某吉，沒有任何的悔罪、認罪表現，而且一直胡攪蠻纏。對于這樣的人販子，我們沒有別的要求，只有通過法律的嚴懲，讓這樣的人知道拐賣應該得到什么樣的下場。”

郭剛堂透露，庭審中，被告人呼某吉表示沒有參與郭新振的拐賣，是另一被告人唐某霞拐走的郭新振，并在河南賣給了下家。

唐某霞則表示，是和呼某吉一起在聊城拐走了郭新振，但沒有參與賣的過程，稱完全由呼某吉經手。

庭審中出具了呼某吉和唐某霞在聊城拐走郭振時用到的袖珍地圖、玩具汽車等證據，但雙方都表示這些是對方的，自己并不清楚，“在陳述事實的時候，他們之間還是在相互推脫。”

郭剛堂說，這次庭審，是他第一次和兩個被告人見面，第一次知道他們長什么樣。“我問唐某霞，我說你認識我嗎？她扭頭看了我一眼說認識。”郭剛堂猜測，唐某霞可能是在新聞上看到過他，但是并不知道自己拐賣的那個孩子就是郭剛堂的兒子。

記者問及，庭審中兩個被告人是否表達過歉意，郭剛堂說，呼某吉根本沒有承認其拐賣郭新振的行為，更別說表達歉意了，其在庭審中表現出來的完全是一種滿不在乎的態度，完全沒有配合庭審陳述相關犯罪事實，這讓他尤其感到氣憤。

郭剛堂說，庭審中他最少哭了三次，“公訴人一個字一個字把他們所做的公訴說出來的時候，我哭了；我們的律師說關于郭新振相關案情的時候，我哭了；我想了很多，也有很多想要表述的，我在陳述的時候也哭了。”

當記者問及哭的時候是何情緒時，郭剛堂直言，“應該說是五味雜陳。”郭剛堂說，直到此時，他的心情仍然沒有平復下來。“希望通過今天的庭審，能夠告誡那些想把黑手伸向這些孩子的人販子，別再干這個活。相信法律、相信法院，能做出公正的判決，能夠嚴懲這兩個偷我孩子的人販子。”

郭剛堂在庭審中的陳述提到，即使找到了孩子，其實也不是一個圓滿的結局，對于每一個家庭而言，找到只是一個起點，怎么樣能夠讓情感慢慢回歸，還要有一個過程。

郭剛堂透露，本次庭審他也附帶提出了民事訴訟。但他想的更多的是，讓人販子得到嚴懲。“不是多少錢的問題，苦也好，難也好，我覺得對于孩子也不公平，孩子的人生會一直處于困境里，這什么時候是個頭，根本就沒有消停的時候。”

郭剛堂透露，開庭前夕，他曾問過兒子的意見，是否想來參加庭審，“孩子說工作有點忙，晚幾天再回家。總的來說，孩子也好，我們也好，有些東西我們也該放下了。”

但郭剛堂說，他永遠不會諒解兩名被告人。“沒有任何借口讓我們去諒解，我沒有辦法去諒解。”目前兩名被告也沒有向他提出尋求諒解的訴求。

采訪最后，郭剛堂提出，希望媒體能把更多的關注給到那些正在尋親路上的家長們，他們更需要曝光度，更需要關心和關愛。

2023年7月7日9時30分，山東省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依法公開開庭審理被告人呼某吉、唐某霞拐賣兒童一案。被害人近親屬，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及訴訟代理人，被告人呼某吉、唐某霞及其辯護人到庭參加訴訟。該案將擇期進行宣判。

山東省聊城市人民檢察院指控：1997年至1998年期間，被告人呼某吉、唐某霞以出賣為目的，拐賣郭剛堂的兒子郭新振等四名兒童；2001年，呼某吉又與他人（另案處理）以出賣為目的，拐賣一名兒童，應當以拐賣兒童罪追究二人刑事責任。

據海報新聞此前報道，1997年9月21日，郭剛堂年僅2歲半的兒子郭新振被拐。此后的24年，一個人一輛摩托車，郭剛堂開始了漫漫尋子路，車后插著一面旗子，旗子上是孩子兩歲時拍下的一張照片。從此，北到漠河，南到海南，他去了西藏以外的全國所有省份，先后報廢了10輛摩托車，風餐露宿的尋子苦旅約50萬公里。2015年，郭剛堂的這段經歷被改編為電影《失孤》。近年來，他也作為《失孤》原型的身份為更多人所熟知。

2021年，公安部運用科技手段，結合實地走訪，發現郭剛堂兒子被拐案件重要線索，山東、河南、山西等地公安機關通力協作扎實工作，成功找回郭剛堂被拐兒子郭新振，抓獲了拐賣他的一男一女2名犯罪嫌疑人。

據嫌疑人呼某吉、唐某霞交代，1997年兩人為戀人關系。當年，呼某吉帶唐某霞來到聊城，呼某吉在聊城汽車站附近一旅館等待，唐某霞獨自出門尋找作案目標，當發現當時兩三歲大的男孩郭新振后，唐某霞抱起郭新振就跑，打車前往汽車站附近與呼某吉會合，隨后與呼某吉一起乘長途汽車返回河南，由呼某吉將郭新振販賣。

海報新聞首席記者 張穩 張珈瑋 聊城報道